缺学生、缺育婴师，托育机构不好办

原标题:生源不足，育婴师匮乏，育婴师机构难办。

经济观察报记者田进3月9日下午5点，位于北京五环边上的运动宝贝米姆早教儿童教育中心，一时变得热闹起来——从办公室鱼贯而出的白领、刚买完东西的保姆、来散步的老人，开始涌向门口，然后牙牙学语的孩子被育婴师从玩具车或积木房里抱出来，完成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交接”。交接时，家长更倾向于向育婴师询问孩子的身体状况或白天的学习项目。护士在表格登记、近况和孩子交接上来回跑。

在近期政策的密集关注下，这样的场景未来有望在更多小区发生。

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减轻家庭抚养负担。3月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介绍，中央预算内投资将对托幼机构“一职难求”问题给予重点支持，同时将财政、税收、信贷、土地、人才等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大幅增加养老优质资源供给。

托育服务是指对0-3岁儿童的托管方式，如住宿、教育等。从数据上看，苗圃行业是一个需求巨大的市场。

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健委人口与家庭司司长庄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对托幼服务有强烈需求。然而，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仍然较大。相比之下，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儿童平均幼儿园入园率达到33.2%。

这仍然是一个处于废墟中的行业。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托幼机构实行登记备案制度。此前，托育机构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托育机构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托育服务不列入工商登记目录。正因为如此，2019年被业界誉为苗圃行业元年。此后，各种私立托儿所机构开始出现。

运动宝贝集团总裁陈云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政策发布之前，我们做了多年的研发和试点工作。政策确定后，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布局托育机构。行业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单纯的托育服务在高租金的压力下面临大量亏损，复合型早期托育一体化、一体化托育运营成为机构生存的关键。目前很多省份都给托育机构相应的学位补贴，但也有很多模糊地带。”

托儿所的现状

2018年，主要专注于线下儿童成长中心的运动宝贝集团推出了HOME家米姆托儿所项目，为0-3岁儿童提供托儿所服务。目前，该集团拥有近千家线下中心。

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陈云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对托幼机构都有需求。“我们500平米的县级Momyhome托幼中心，一个月内迅速招到了60多个孩子，每个月的费用在2800-3000元左右。在这个县级市，这样的机构为当地家庭解决了很多照顾和养育问题。”

但是对于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普通家庭来说，育婴费成为了选择育婴师机构的一个难点。

经济观察报通过搜索发现，以北京的托育中心为例，目前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价格为8000元/月，托育时间为8-10小时。这个价格已经算北京中档价格了。市面上有一些托儿所，价格在一万到两万不等，最便宜的也要5000多元/月。“虽然家长认为育儿成本贵，但育儿机构其实不赚钱。机构有很多困难。房租、人力、营销等成本决定了育婴堂行业的定价无法降低”，陈云说。

成本高的同时，招生的不满也成为了流失的重要因素。“市场需求看似巨大，但招不到学生已经成为很多托儿所的常态。受传统观念影响，0-3岁的孩子基本都是家里老人带的，没有意识到托幼机构细致专业教育的重要性。托幼机构要想进入社区进行宣传普及，也面临很多困难。现在大量机构都是靠刚需家长和口碑宣传”，陈云说。

为降低托幼服务价格，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建议，加快研究制定普惠性托幼服务配套政策，出台税费减免等财政扶持政策，建立健全政府、家庭、机构之间的合理分配机制。

目前，为了机构的可持续运营，米姆日托所采取的方法是布局整个早期护理产业链。在该机构中，除了托儿所服务，米姆日托还提供亲子活动和家庭早期教育服务。以北京米姆中心为例。开业三个月以来拥有200多名亲子活动课程会员，机构还提供家庭教育服务产品。

万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也是学前教育的负责人，他说，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幼儿园本身的不足。

万说:“家长方面，托育行业发展时间短，家长不了解托育机构的教育情况，家长担心孩子受委屈，所以对托育机构的信任度低；说到底，托育机构的办理门槛低，对承办人员的水平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幼儿园转型、自主创业、婴儿用品企业跨界投资等。，大大降低了行业的专业性。其次，幼儿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湖南第一批幼儿教师培训始于2007年，当时培训比较规范。后来随着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的介入，市场逐渐变得非常混乱，幼师培训质量缺乏有效监管。”

不留下来的保姆

2019年，从河南郑州一所职业学院毕业后，陈丽在北京一家连锁育儿机构实习。接下来的两年半，她的月薪从4000元涨到了8000元，同事来自全国各地。

陈丽每天早上7: 30到托儿所见父母，然后负责托儿所班(12个月到24个月)5个孩子的一日三餐、户外活动、音乐课和手工游戏，每天6点下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表达不清楚，家长会比幼儿园的孩子更不放心，因为在照顾过程中需要额外的照顾，孩子被蚊虫叮咬或者磕磕绊绊都可能引起家长的抱怨。当孩子们午睡时，我们都需要留意他们。"

2022年1月，陈丽辞去组织职务，回家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她的计划是拿到教师资格证后进入当地一家幼儿园，然后继续考公办幼儿园的教师编制。

像陈丽一样，陈云也曾多次面临员工流失的问题。为了留住员工，组织采取的措施是提供住宿，员工培训，月薪过万。

陈云说:“我们和大学有产教融合，或者联合培养，但是学生毕业还需要时间。目前员工基本靠社会招聘。招聘结束后，我们将进行一个月的封闭式培训和3~6个月的跟踪实习。稍微有经验的员工都很贵，育婴师行业太缺人了。"

根据规划，到2025年，3岁以下儿童数量将达到600万，目前仍有400万的缺口。可以预见，在填补保育名额缺口的同时，保育教师的需求也将达到百万。

作为社会服务与管理类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杨昭认为，目前幼儿教师的人才供给状况不容乐观。“学院开设的学前教育专业每年招生200人左右。一到毕业季，三四十家公司就会找到我们更想要的实习生，但是学前专业本身的就业方向就是幼儿园，学校里也没有婴幼儿教育的专业，而是在学前教育专业平台的基础上增加一门早教模块课程，这也是大多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现状。所以大部分毕业生最终还是去幼儿园就业，倾向于考公办幼师编制考试。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去早教和托儿所，只有少数人能在托儿所呆三年以上。”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一直没有专门的育婴师专业。婴幼儿护理服务与管理专业直到2021年才出现在高职院校的专业目录中。此前，目录中只有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

杨钊针对2019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去早教机构或托儿所就业的学生中，如果在一线城市知名早教中心做课程设计，月薪可达1-2万；普通一线教师一般月薪七八千，实习生月薪五千左右。

即使有这么高的工资，大部分学生还是不愿意去早教和托幼机构。

杨昭说:“学生的就业方向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实学前教育毕业生基本不担心找工作。目前主流还是上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水准和成长体系已经非常成熟，现在各地的公办幼儿园也在扩大编制内教师的招生，所以学生更愿意回老家考幼师编制。虽然工资比较低，但是福利不错，离家近。即使留在一线城市，也选择去连锁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缺乏成长平台。"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每年杨照所在的学院与早教机构联合培养的学生中，总会有一些学生在与合作单位签订工作合同后，毁约回家考试。

万在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就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她说:“最近我们调查了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意向。结果显示，部分学生选择考研，部分学生选择考公办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编制。在幼儿园工作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基本不会选择托育机构，因为对托育服务行业缺乏认同感，认为职业社会地位低，机构规模小，没有职业发展的平台。”

苗圃行业等待顶层设计

作为一个双职工家庭，张敏仍在等待社区周围托儿所的诞生。

作为一名小学老师，2022年初，她必须重返工作岗位，把六个月大的孩子交给妈妈。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母亲是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太好。两个月后，她的身体再也受不了了。刚开始我们也在小区周边找了几次托育机构，但是最近的机构都在三公里以上，来回太累了。其实相比保姆，托儿中心更便宜。如果小区里有小托儿所，后续麻烦就不会那么多了。”

2018年托儿所运营开始前，米姆日间照料团队去法、新等国调研，发现当地很多家庭在孩子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这也坚定了陈韵做托儿所的信心。

陈云说:“目前国内对托育机构的优势没有什么概念。在托育机构，可以从小锻炼孩子的社交、独立等能力，也可以进行科学育儿。同时，院校还会安排语言发展、体育等学习课程。这是很多家庭做不到的。”

展望未来，陈云表示:“托育服务市场潜在需求巨大，目前肯定需要提前布局，逐步扩大规模。同时希望更多的行业政策能够尽快落实。”

更多的支持政策正在出台。

2021年6月，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幼机构建设“四五”实施方案》，提出对普遍托幼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给予每新增托幼机构固定补助1万元的支持。

除了补贴之外，万呼吁制定政策，更加重视托儿所的标准化。

万说:“与幼儿园或小学相比，托幼机构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精品课程，基本是功利性、平盘式课程和随意性课程，没有根据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开设课程和组织日常生活活动；托幼机构也缺乏官方层面的专业指导和引导，没有类似幼儿园的统一检查评估和系统规范的师资培训。"

为此，万建议，今后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由专业指导小组或专家到托幼机构提供专业知识培训服务。其次，为托育机构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发挥平台或协会的监督功能；最后，规范人才市场培训，推动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到专业的职业院校、专业机构进行系统的能力培训。

(文中杨昭为化名)多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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